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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何时不再遍野:关于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前景与现状的? |
这似乎是一个太过偏颇，有哗众取宠之嫌的命题，牛者羊者，皆大善之家畜也，何罪有之？！可你若有机会到有“中华水塔”之称的青海草原，到长江乃至黄河乃至澜沧江源区走一走，相信你也会发出和记者同样的感叹的！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天上闪烁的星星多，不如草原上的牛羊多。以此来形容牧业发达，六畜兴旺。记者今年9月初在青海湖畔，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天蓝蓝，水蓝蓝，人气旺，牛羊欢。一顶一顶帐篷的距离只在百十来米间，鸡犬之声相闻；一群一群的牛羊你来我往，堪称摩肩接踵。对看热闹的外行来说，当然会陶醉于这牧业的繁荣；而懂门道的内行们则无不忧心忡忡：照这样下去，草原岂有不退化之理！而据记者了解，这不过是青海省过度放牧，载畜量大大超过草原承载能力的一个缩影而已。 草原上到底放牧着多少牛羊，省畜牧厅不知道，副省长也不知道 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说冰川后退、湖泊萎缩、湿地减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系自然的原因，人类无能为力，那么对草地沙化、水土流失日益加剧，人类是不是该扪心自问，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专家指出，对源区来说，人为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之首是牛羊，问题的症结在牛羊，当然解铃之扣还在牛羊。 青海草场到底能承载多少牛羊，据省畜牧厅草原处副处长王大明介绍，全省可利用草场4．7亿亩。其中冬春草场50％左右，另外50％的夏季草场因海拔太高，可利用时间很短，所以青海的牛羊实际上都集中在2．35亿亩左右的冬春草场上。好的草场5－6亩才能养1只羊，荒漠化的草场几十亩才能养1只羊，1只马或牦牛等大家畜等于7个羊单位，（羊单位是1只成年羊的概念）由此来推算出青海草原有多大的牛羊承载力，这就是所谓的以草定畜。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畜牧厅向记者介绍，2000年末牲畜存栏头数为2070万头只，其中牦牛和马等大家畜500万头匹，折合为3500万个羊单位时，没忘了特别补充一句：此为官方统计。言下之意，青海的实际牛羊数远远不止这些。 这是大实话！记者想知道个准数，问省畜牧厅？省畜牧厅不知道。问副省长？副省长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一是牧民不实话实说，二是据穆东升副省长说：遥感观测可测出草场面积，但测不出质量，更看不出牲畜头数。更何况，青海在80年代初进行了一次草场普查后，就再没大规模搞过这方面的工作。有多少牛羊不清楚，草场质量如何不清楚，再加之1985年出台的《草原法》对超载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规定非常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使政府执法缺乏依据。使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处于一种不科学、不定量、无序的状态。 当我们对这一科学的问题，无可奈何地只能用类似歌词“牛羊比星星还要多”这样的模糊概念来回答保荒懿徽樱庑┪卵钡募倚竺且言诓恢痪踔谐闪瞬菰畲蟮纳笔帧＜钦卟榈秸庋环葑柿希呵嗪２莩〉ノ幻婊萘客?0年代相比，下降了30％—80％，牲畜头数却比50年代增加了1000多万头只；中度以上退化草场面积占草场总面积的20．1％，并还在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继续退化，而载畜量却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就会明白记者所报道的是事实而并非危言耸听。 对历史合理部分的思考：增加出栏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在谈到如何解决草原超载过牧问题时，青海省的一些畜牧干部出语惊人：人民公社时期没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超载很大程度是牧民观念陈旧惜售造成的，他们不认可政府科学养畜的引导，而固执地认为牛羊越多越好；他们不热衷将养肥的羊在秋天迅速出栏，将其变成效益，而宁肯让它们在冬天把秋天里积攒起来的膘又都消耗掉。现在每个牧民都是自己牛羊的主人，都对他的牛羊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权利，而要使散布在偌大草原上的牧民转变他们延续了上千年的观念，无疑是一项需假以时日的巨大工程。而公社化时期是集体说了算，哪些是育肥群，到时就杀就卖的；哪些是母羊群，留着传宗接代的；哪些是羔羊群，得让它慢慢长的，分工合理明确，少有惜售惜杀的事发生，有利于让牛羊头数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青海省畜牧厅草原处王大明副处长说，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承包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具体针对牧民现有的观念和经营能力，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济有它的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 记者了解到，除了很多牧民养了大群牛羊，收入并没有增加外，还有很多牧民由于不懂经营，吃光卖光，只好靠出租草场为生。草场是有价值的，但目前的牧业税是按牲畜的头只数收，这不但使部分牧民为了逃税隐瞒头只数，成为政府不能摸清家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草场，这可用来经营的有价值的且非常宝贵的资源则堂而皇之地逃避在税收之外。记者听到了很多呼吁，有的说：经济体制改革了，管理和指导一定要跟上去；有的说，各方面的政策都一定要围绕以草定畜，牲畜头数压不下去，保护和恢复源区生态环境将是空话一句；有的说，牧业税改革势在必行，不按草场面积收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谈鼠色变和当务之急不是灭鼠而是灭畜 在江源地区，你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荒原（以前曾是草原）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鼠洞。有人把老鼠对草原的危害比做蝗虫对庄稼的毁灭。其实，蝗灾和鼠害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也！一场蝗灾虽可导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但它影响的只是一年的收成。老鼠把草根咬断，对草原造成的灾难则是灭绝性的———荒漠化，多少年都恢复不起来。因此一谈到草原生态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涉及到灭鼠，青海也成功地灭了许多鼠。但灭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恢复植被，使牧草和牛羊的供需关系重新平衡。可现实却是，当鼠灭了，草长起来了，又无节制地发展牛羊让其拼命吃，草场很快又退化了，老鼠又猖獗起来。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荒原上于是鼠洞累累，一片狼藉。 而且，鼠害完全是草原退化的伴生物。记者了解到，草原越是退化，越有利于老鼠繁殖和隐藏，越是水草丰美，老鼠越无立锥之地。就像青海省环保局副局长赵浩明所指出的，青海不是鼠害而是畜害，恢复和保护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的当务之急不是灭鼠，而是灭畜。而且，老鼠也是一个物种，是自然生态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自有它消亡的条件和生存的理由。非要人为硬性将其灭绝，很可能带来其他生态问题。 国家环保总局自然保护司司长杨朝飞说得更明确：自然界压根没有害虫害兽，所谓害，只是这些虫兽危害了人类利益，人类给它们冠以“害”字而已。而它们为什么会成为“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破坏了它们生存的平衡，所以才为“患”为“害”的。 青海的鼠害问题也同理！ 源区科研热与源区无科技：中国呼唤牧草之父 所谓源区科研热，指这里的基础研究很热，各种各样的科考你来我往，长年不断；源区无科技，则指这里的漫漫荒漠上，你很难感受到现代科技的存在：鼠害如此猖獗，没有高层次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其他生态问题，也少有相关技术解决。源区唯一与科技有关的固定机构，是沱沱河水文站。这个已有45年历史的长江第一水文站，至今仍只有4间土坯房，默默地诉说着源区科技的简陋和无奈。水文工作者们说得好，现在江河源头的生态保护被炒得火热，但怎样为其提供实实在在的科技支撑，为科技工作者们提供到源区长期工作的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和鼓励，建立起源区“有科技”的机制和体制，还没有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谈到源区科技问题，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中科院院士孙鸿烈说，在科技投入上，我们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可谓根深蒂固。仍还在用传统的方式分配财力。我国在水稻高产稳产的研究上已走到了世界前列，这和国家多少年来重视粮食生产是不无关系的。中国有水稻之父，中国的牧草之父在哪里？况且现在的草原问题牵涉到的已不只是一个畜牧业如何发展的问题，它的危害是根本性的，远比几万亩稻子增收重要得多。现在已到了生态问题远远超过吃饭问题的时候了。我们面临的是江河的源区能否经久不息地提供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水发展之水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近日已明确表态，明年一定要解决改善沱沱河水文站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年底要实现自动测报。长江委带了个科技开始向源区倾斜的好头，但愿能有更多的部门紧紧跟上去。同时，青海省最近也将有一个大动作：对三江源区22万平方公里实行封育。但愿这项措施也能真正得到实施，使三江源区真正能无人打搅，静静地休养生息。 |
消息来源 《科技日报》 11/19/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