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年(1996年)八月初吳大銘先生從美國到紐西蘭安排一些和地震、大地構造研究相關的工作之後到坎培拉的澳洲聯邦地質調查所來訪問五天。在這幾天中他和我們常在一起“反芻“回台灣辦事的經驗，交換各人對目前台灣地球科學界的情況和發展的看法。我們一致認為目前是台灣地球科學研究、發展的大好機會。我們最關心的是如何能夠使人們在工作精神上有高度的改善，使得研究成果能有急速和穩定的進步。有些人指出台灣地學界的許多情況和大陸相似，“百廢待舉”加上“冰凍三尺”，兩岸如同難兄難弟，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而已。大陸的許多問題在台灣一樣存在，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我們覺得這是很值得警惕的。因為近五十年來，台灣的發展環境和條件比大陸有利多了。既無1957年打斷全國知識份子脊椎骨的反右派運動，也沒有1966至1976年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十年浩劫”。近年來政府大力支持科學研究，研究員和教授們可以定期申請出國進修，何況還有許多獲有博士學位的留學生和學有專長的學者歸國工作。按道理，研究成果應該不難比現在的情況好很多。我們試圖去探討問題的根源以及可能解決的辦法。三個臭皮匠在一起雖然並沒有真的看透其中的玄機，但多少也有些心得。於是我們本著“心中有愧”和“作烏鴉”的心情寫出一些包括了“事後有先見之明”的想法，就教於“身歷其境”的師友、同行和後生之輩們，並希望能得到各種不同的迴響。往事己矣，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寫這篇文章時，我們不敢冒充有能力去系統地對國內研究機構、大學和私人做不同層次的批評和建議。因為那樣做須要有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後，才有資格說話。那將是超過了本文的通俗性和我們目前的能力範圍。

幾位在台灣的青年朋友們看了本文的初稿之後，指出著墨太多於過氣的老人，以及陳年舊帳，有些脫離現實。他們認為和孫賢鉥寫的批評中國大陸地學界的四篇雜文（地質，14卷第2期，183－200頁，1994）比起來，顯得過分的“溫和”並且未擊中要害。因此他們提供了一些現實情況的描述和建設性的修改建議，希望能使本文更能反映出一些今日台灣地球科學界的“現實”。我們不提這些青年朋友的姓名，是為了“文責自負”，並避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但我們要強調：他們的意見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我們感謝余樹楨先生指出：這篇文章前半部只說壞的一面，象徵性地以少數幾件事和幾個人的行為去扒糞揭發，和過份地批評台灣地學界的陰暗面，但忽視了數十年來眾人努力的成果，以致於全文失去了平衡。我們接受並承認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明顯地，台灣今天的許多成就，是許多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很困難和不利的情況下，不斷地掙扎努力，默默地耕耘所造成的結果（愛拼才會贏！）。我們不難舉出一些地學界有成就的例子：包括了許多地學系所的成立，許多地學期刊和學會的創設，全省地震監測網，各種有相當規模的同位素實驗室的建立，大型地學研究計劃的規劃和執行……。這許多人的努力，也顯示於近年來在國際雜誌上發表文章的台灣作者大量增加，參加國際會議的台灣人數大量增加，在台灣召開的國際會議，加入國際合作的項目也越來越多……。藉此機會，我們對這些人的努力和成就，表示由衷的欣賞和佩服。此外我們也想指出：許多年來在國外地學界有成就、有能力幫忙台灣的“留學生”和“海外學人”之中，真正很熱心、全心全意、積極投入去協助（而不是去佔人便宜）台灣的例子雖然有，但不很多。回想起來，我們自己也感到慚愧。

我們也要感謝“地質”編委們對這篇文章提出了有建設性的修改意見。我們需要強調文中的的評批不是針對某一個人、某一個團體或單位。但有些地方不免要犯不實的錯誤。在此，先致我們的歉意。

台灣地球科學的新紀元？

去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在台北開中國地質學會年會時邀請九十多位大陸的同行參加。研討會的總標題是“開創中國地質學的新紀元”（好大的口氣！）。在那段期間我們曾聽到一些主、客雙方蠻有深度的批評。有人指出許多更值得邀請的大陸同行沒有被邀請或因故無法參加。在開會前一個多月我們聽說中國大陸地礦部提出意見，認為這個會應該和它“聯合主辦”，同時中國大陸的代表中若干比例（∼70％）應當是地礦部的人。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時間辦好入境手續，才提出如此不恰當的“無理要求”，我們覺得很荒唐。開會期間主、客雙方較傑出的人都對報告內容感到有些失望，發現許多論文的程度平凡或為小品文，有的真差勁，以致於很難讓人感到有“新紀元”的氣氛。大陸來的客人發現台灣的地學界狗屁叼糟、濫竽充數的人似乎也真不少。有人照著以往的慣例，發表了好幾個講題、報告。雖擁有美國名大學的學位，所講的內容膚淺，明顯地與先進的研究脫節。

這種情況是否真的無法理解嗎？關鍵的問題在哪裡呢？我們認為台灣的地學界雖然有許多人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在西方社會中呆過幾年，但缺乏繼續作多年研究的經歷。回台灣後如果能振作起來，努力上進，有決心和毅力不斷地認真做研究和教學，則大有展望（不少人的確是如此）。但也有許多人沒有振作心或積極性，對科學發展已經沒有興趣，以致於長年靠吃老本，甚至靠耍嘴皮維生。不需要很長的時間他們就遺忘了該如何去做有深度的研究，討論問題和做思考。其結果美國名校的博士學位和台灣的大學教授頭銜只是唬人的玩意兒。一個大學教授一個星期只需上幾小時的課，和學生談談天、吹吹牛、提提過去在國外的見聞。平時關心買股票，回家去種種花草，打打麻將，批評政治、社會問題……。他們往往對“捉魚摸蝦”的事務比本行的正事更熱心地投入以致於把高尚的“傳道、授業、解惑”的職業變成了混飯的工具。他們有大學的終生職，別人拿他們沒辦法，只好任他們長期地誤人子弟，混下去。有些人年紀大了之後，行為更加地乖張，我行我素。由於缺乏自信和自律，以致於對於別人的批評過於敏感，容易惱羞成怒。

有一些資深、五十歲左右“青壯派”的教授實在該打屁股。他們平時做一些應景的“濫竽充數”的“研究”，甚至根本不做研究，卻自以為有能力去批評別人的工作。這些教授照樣指導研究生（也怪很多學生自己“不爭氣”，目標只是文憑？），開大學部的必修課（內容“古典”，數十年如一日）。除了誤人子弟之外，更把學生們弄得沒了士氣，對地球科學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興趣。這些人年青時往往自己也是受害者。然而“媳婦熬成婆”之後，他們的腦子裡大概很少想過要如何鞭策和扶植年輕的後進，超越自己去競爭於國際。反而唯恐後輩超前，有損顏面和“威風”。他們相互之間不但不能合作、共享，反而不時互扯後腿，勾心鬥角，爭權奪勢，背後批評。有些人當了官之後，上門的學生大量增加，他們也“照單全收”，其結果只能“誤人子弟”。他們雖然已無心或無能力做學術研究，卻仍要在國科會每年的研究“獎勵”上分一杯羹，利用研究生不成熟的論文充當專題計畫報告去申請。居然也都能得獎。

有些留學生歸國後，成了“獨行刀客”（因為缺乏“見義勇為”和“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不能稱之為“俠”），只顧自己，無法與別人合作，並讓同事們討厭。許多歸國學者、留學生回去後很快地就升成了教授。有些人的確很努力振作、令人欣賞和佩服。但一大部分歸國學人似乎對台灣地學界學風的改善沒有什麼貢獻，他們只是在過日子（反身自問，如果我們自己回去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吧？！）。

購買新儀器是歸國學人的特長。但如果缺乏合作研究的熱忱，則儀器的使用往往採取很保守的態度，不求進取，以至於浪費投資，不能將儀器的功能推到它的極限。等而下之者，X-光螢光分析甚至連主量元素都測不好，且管理森嚴，以致於外人無法（也不願）插手。過一陣子儀器老了，新人又回來了，只好又申請經費，重新再裝設一台。在這情況下為了如何有效地購置和使用儀器不斷地產生爭議，浪費時間和財力。

生活的大環境和學風對身居其間的人能有很大的、甚至決定性的影響。但，果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嗎？真的非跳進大染缸中和許多人醬在一起，才能“混”得好嗎？我們不同意如此的想法。我們認為台灣目前的許多變革，包括政治上的，很有利於學風的改善。中研院是“純研究”的地方，經費充足，有第一流的儀器，圖書及其他的設備，研究人員都有專任的研究助理（這情形在西方也不多見），不斷地有新人加入，國際上旅行和交流也方便。如此的環境和條件看了令人羨慕。然而除了有特別傑出的人才之外，為什麼有些人仍不能全心地投入工作呢？缺乏好的課題？沒有精明能幹和有創業能力的人領導？缺乏為生存而努力的心理壓力？缺乏對研究的熱忱和敬業的精神？這情況當然不是中研院單獨的問題，其他的地方可能更嚴重。主事的人值得找一些有批判能力，敢說良心話的年輕研究員談談他們的看法。

問題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和做研究計劃時的構想和執行的策略有關：整合型的大計劃領導人將子計劃分配給組中的成員時，如果沒有很周到的考慮現有資料的研判，子計劃對整體計劃的重要性，組員的能力，非組員的替代性，以及世界上其他機構是否有人己在做類似的研究等等，則容易導致一些不良的後果。一旦子計劃分配好了以後，緊接著來的不良後果往往有：1.非指定的人不能去碰那子計劃，以及相關的野外實驗和其他有關的資料；2.缺乏競爭性。被指定做那子計劃的人可以慢慢地來，不必急著去做研究和分析，擁有資料和設備變成一鐵飯碗，慢慢地做，慢慢地拖，反正沒有人和他（她）競爭，說得難聽一點就成了“佔著毛坑不拉屎”。旁觀的同事對這種情況往往採取消極的嘲笑和篾視的態度；但因為事不關己，所以也不傷腦筋去思考解決那子計劃的問題。在這情形下，須要有高度積極性，爭取時間和密切配合的整合型研究計劃，受到嚴重的打擊。它對研究人員的士氣也有很不好的影響。

或許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地學界缺乏科學研究的良好風氣，加上社會上功利主義盛行，中學教育和社會教育不重視地球科學，大環境所造成的不利影響。不久前在報上看到有人提出台灣地球化學研究的成績可以自豪，已遠超過了日本。除了可能是被訪者順口失言，或記者報導失誤以外，這是“不知己”也“不知彼”所造成的結果，令人感到哭笑不得。

不可否認的，許多地球科學從業人員可能因為素質不夠好，對本行並沒有特別大的興趣，以至於做研究往往只是二點連成一線，淺嘗則止，無心追問到底，沒完沒了的去做深入思考，熱心地投入。再加上研究地球科學的人數不多，很難達到“臨界質量”，基金申請的競爭又不激烈。在沒有研究的誘因下，靠大家的興趣與良心去抵抗外界功利的引誘，是相當辛苦的。在這麼一個情況下，國科會維持其計劃的高通過率（今年∼85％的成功率，世界記錄！），顯然有不得己的苦衷。國科會的主持人可能擔心降低通過率，除了能造成有益的競爭之外，也會導致一些有展望的人乾脆去做“建教合作”去了，使得“精簡”變成“精減”。事實上“建教合作”未必就是沒有深度的研究。台大海洋所是全台大（可能也是全台灣）“建教合作”最多的研究所；其中有很好的，但也有見不得人的。這完全取決於“顧客”的需要。許多人“出此下策”多少是受了國科會限制只准每個教授有一項主計劃和加入別人的合作計劃，其中研究助理只能有一位。有展望的人為了維持計劃的順利進行（多助理、多研究生）只好去“建教合作”。這個問題很類似在日本的問題（Nature, v. 379, p.567 & p. 573, Feb. 1996）。在這種情形下，造成國科會對經費申請支助過分地“平均分配”。它的“苦心和善意”也能導致令人失望的結果：日子太好過了，以至於許多人不力求上進。到時候湊和寫一些東西作為“成果”交帳了事，敷衍一下就能過關，並能不斷地繼續得到支持。大家於是可以習以為常。目前國科會所採用的“吃大鍋飯”和“削足適履”（提高通過率）是所謂的“不是辦法的辦法”。這種作法其結果也能造成“均貧”。也許要到那一天國科會計畫的通過率達到了國際上的水準（∼20％）時才能釀造出一個集中支助少數“精英”，做國際前緣科學研究的時代。但國科會一天不改變由“資深”人員擔任決策或評審的地學界“傳統”，以上的弊端就無法根除。因為他們和“資深”的申請人可能形成一個“共犯結構”，互相掩護支援，使得“資深”成了評判的標準之一。我們希望這種批評可能是錯的，但真相如何，許多人心裡有數。

古人說：“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言語乏味”。或許不讀書使得思想不活潑，缺乏新意吧？但事實上也有很多人每天讀書、看報，卻仍不長進。有人可能會說對台灣和大陸目前的情況我們不能，也不應該以西方的高水準去衡量。從混濁、黑暗到清明總有那麼一段過渡的混沌時期。我們不能同意如此的說法。我們認為台灣已經渡過了那混沌時期。但為什麼仍然讓人覺得在過渡呢？台灣有不少有展望、有成就的地球科學人才，政府對科學發展所須的研究經費很支持，許多人有好的看法和構想。但除了少數人是國際上一流的、很傑出的之外，我們急需要有更多精明、能幹的領導和好的榜樣，和團結的精神。有能力帶頭的人常常不勇於承當。很少人善長於作領導的修養，大多數人缺乏有效率的行政管理經驗。有多少人會想到把研究生和畢業後留在自己身邊的弟子當做“同事“般平等地對待？由於“地質”不是很嚴格的科學，以至於“人”的因素、效忠、派別和權威，加上“近親結婚”常常成了科學發展的大障礙。一但“幫主”失職，其結果往往牽扯並帶壞了周圍的二代人。實例的確是存在的。

有些人少年得志、精明、蠻有行政上的工作意願和能力，可能成為蠻好的通才。但因雜務太多，分心太廣，但卻又要享有“學術權威”的尊嚴以至於偽裝為“專家”（其實只是業餘的票友），以致於自欺欺人，不時拾人牙慧，斷章取義，隔霧看花地炒出“讀書報告”，號稱為“專題研究”，並自作聰明地加上一些自以為是，其實是很離譜的發揮。其結果寫出一些“四不像“的東西，唬唬外行人和年青的學生。一些有影響力的人曾經私人受惠於他，只好放水讓他不斷地發表“論著”（其實只是一些膚淺並且有問題的東西），自唱自捧，藉此維持他在學術界的崇高地位。這些人往往曾經或仍舊握有大權，長期地玩弄權力和權術，在學術和事業的發展上成為擋路人（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讓後生感到無奈和憎厭（大陸的情況大概也是如此吧？）。大家只好私下抱怨和咒罵。寫到這裡我們必須強調，許多這類的醜事早已是陳年的老帳。但嚴重的後遺症卻使許多人有無力感。聽說現在有一些五十歲左右的人，甚至繼承了許多我們所批評的老一輩人的行為，他們思想上“已成氣候”，但卻又保守，無大志，缺乏專業精神，令人看了嘆氣卻又無可奈何。以上陳述的目的在於追蹤歷史的遺跡，希望能找出一些現在問題的根源。

不像在中國大陸，文章由別人來寫，領導掛頭名的情況在台灣已經難得見了。但所謂的“榮譽“作者的出現卻仍是常見。關心此問題的人值得去閱讀一下E-an Zen在 Geology上發表的短文論 abuse of co-authorship（ｖ.16，ｐ.292，1988 及ｖ.17，ｐ.578－579， 1989）。許多人看了之後可能會產生共鳴，另一些人應感到慚愧。有人指出台灣地學界“評獎”的情況和大陸的也差不多。有影響力的人、做決定的人，往往已不是真正做學問、研究和在行的人。一些人莫名其妙得了大獎之後還不斷地得獎。在行的人往往只能搖頭苦笑，怪自己命不好，評獎的人不識貨。

野人獻曝：丹青畫的是精神

以上雖然做了一些不見得恰當的批評，我們認為台灣的地球科學研究不難有穩健的改善。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能阻止一些不負責任的教師繼續為害，誤人子弟；國科會如何能訂出真正公平，並且具有嚴格要求的研究計畫補助和獎勵辦法，使得許多人感到有做深入研究的必要；如何能使年輕人對地球科學，包括和社會問題相關的地震、資源、環境、全球變遷等大問題，真的有興趣，以致於他們能有新階段的敬業和專業精神；如何能抓緊並有效地利用目前教育體系改革的機會，去辦好地球科學的中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去改善人們的心態。我們相信“事在人為”如果大家能把握各種有利的機會，作些思想上的基因工程，產生一種共識，並在精神上振奮起來，不難大有作為，並影響學風。許多有作為、有展望的人須要下決心不醬入染缸與之同流合污。值得試試一反文人相輕的傳統去聯合一些同志互相尊重，互相鼓舞鬥志，重視自省和自律並積極地參與國際上重要的合作課題。大家合作努力、自強不息，並設法去創造出到達“臨界質量”的研究環境。這樣可以引起旁觀者的欣賞，以致於也熱心地參與。希望一些有能力、為年輕人所寄望的人能勇於承當，不要只為自己著想。短期內可能造成他們個人的損失，但長遠些大家都是贏家。好的學術研究風氣可能從此而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們覺得這是有道理，但沒志氣的話。如何能在大學或研究機構中做好管理，值得大家的關心，甚至值得去上課學習或找專家來講授。好的領導人精明能幹，有改革的心態，能夠人事公開化、制度化，極力避免黑箱作業。他們為人直爽、熱忱、有大的氣度、有誠意而不裝腔作勢；有人情味、公平、果斷、敢承當（在其位必謀其事），令人覺得可以信賴，樂於到有麻煩的地方去面對問題、幫忙解決、樂於助人一臂之力；信賴別人、常常聽取別人的反應意見和不同的看法；自重但不輕人，把應有的功勞歸之於出主意真正做事的人而不是自己（戒之在得！）；勇於認錯並善於諒解別人。如此的領導也能鼓舞士氣，常會思考如何能使每個人能夠發揮他（她）的所長；如何能用“質變”的辦法逐漸地以傑出的新人取代舊一代的人。

很明顯地大眾的事要有能幹、有作為的人去承當和發展。從發展學術和事業的觀點出發，做好事業的“學術官僚”往往比許多人做好“研究”更為重要。然而，“學”和“官”兩棲，除非是特別傑出有能力和才氣的人，常容易出毛病。許多做官的人要有自知之明，覺悟到自己已無能力帶（談不上指導了）研究生。因此，不必繼續誤人子弟，勉強為之。有些人缺乏做研究的激情但卻是做“學官“很好的材料。他們能為許多人的夢想（往往也是自己的夢想）創造實現的機會。如果能本著正直、為人民服務的誠心和“在其位必謀其事”的敬業精神（貴在於行），則不難能做出好成績。如此有“事功”的“學官”應當得到人們的鼓勵和讚賞。他們自己也應當以此為榮。我們相信當海外的許多華人同行看到台灣的同行們振作的情況會深受感動地樂意參與這種努力。此外，這時也提供了給他們一個能解除心中焦慮（心中有愧？）的機會。

一些近年來回去的“歸國學人”，高薪爭取回去以及尚未回去的，在事業上已有成就的人值得偶而想起同事們對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的責任。有一些人首先須要從個人經歷中的陰影裡解脫出來，以新的、開闊的精神進到新的環境裡。首先在策略上必須想到自己先能被同事們歡迎，接受之後事情才可能大有作為，自己才可能對同事們有大的影響力並能鼓舞士氣。因此，回去後要能提出可行、有效的、有建設性的改革方案。這樣才能得到同事們的支持、欣賞並產生共識，大家同心協力去做努力，改善目前的情況，發展新的精神。這樣做也能幫助他們自己從經歷中的陰影裡解脫出來。當自己認為是好的設想一時不能得到同事們的支持，不妨考慮一下是否是自己在策略上和方法上有問題，不夠成熟；以及自己是否缺乏做好領導的知識和能力；該如何去加強這方面的能力和修養。遇到困難、反對意見時要避免“翻臉”和意氣用事、一意孤行，以致於造成自己和同事們的“對立”，甚至被眾人討厭；不能過分地急躁以致於“弄巧成拙”，適得其反；須要考慮如何做好長遠的投資而不是個人的急功近利。只有建設性、可行的方案才可能把旁觀者、反對者“贏過來”（而不是“臣服”）。大家一同努力熱心地去改善現況。

丁文江先生在民國初年對留學生在中國政壇上的表現曾帶批評地指出：“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我們希望在西方社會中生活的華人，特別是那些學術上已有成就的（已無生存問題的威脅）、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紀的人到台灣去要本著公平交易、互利互惠的精神並準備慷慨地拉後生小輩一把（想當年不也是別人拉我們一把嗎？）；要避免玩弄手腕，自以為聰明地去佔後輩們的便宜（不難！）。我們不願意看到政府做的大投資，許多人多年的努力剛出一些成果時半途殺出個程咬金，攔截了新的成果歸功自己，以維持或製造自己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孔夫子告誡老年人，退休的人“戒之在得（貪）”，應設法保持些“優雅”的身段，讓後生小輩們有好的印象。從長遠上看，個人的名聲、成就遲早要被批判、“蓋棺論定”的。我們不妨偶而想起文天祥的那句問話“讀聖賢書（東西雙方的）所學何事”？同時，台灣的同行們值得對這些來人近年在國際上的名聲和表現，人品的變化情況花些時間去收集資料和了解，以增加一些警覺性，搞清楚他們來台灣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是否有爛攤子沒收拾好；是否到處胡吹，不認真準備演講、討論內容，以致於使觀眾失望，卻要求高價演講費。這樣才能避免被一些已經過氣，“漸入荒唐 ”，但卻又不甘寂寞的人，“智慧”已被“自作聰明”、“語不驚人死不休”、“自我膨脹”所腐化的人迷惑和愚弄。

心懷大陸，放眼世界

從幾年前開始台灣地質界同行到大陸去發展的人數大為增加。我們關心這現象的象徵性和實質上的意義。我們認為不論贊成“獨”或“統”或“其他的構想”兩岸同行的來往都應“以誠相待”。雙方的國科會和基金委應支持自己的一邊打出最好的牌，並在經費上大力支持雙方傑出人才，有高效率地做好合作。有一些容易丟人現眼的人要請他們藏拙。我們擔心有一些台灣的同行的行為學“台商”惟利是圖，專找地方上的人、學術能力較差的人去合作。這樣做他們容易佔優勢，能使他們在台灣繼續“混”的蠻好。不幸的是由於雙方合作者都不是學術研究上的強者，以至於容易被大陸古老的“學派”思想所迷惑。所謂“學派”者在中國大陸似乎是“畫地為牢，整自己”的別稱。我們希望雙方的有識之士能看清這種情況的嚴重性，並積極地採取有建設性的行動。雙方的科委值得考慮加強課題內容的嚴格評審，邀請對方的專家做為評審員，決不輕易地“放水”通過低水準的“研究”申請。值得考慮由雙方較傑出的人聯合培養年輕的學生和研究員，並為有作為、有潛力的人創造合作的機會，以顯示出雙方的誠心和善意。甚至值得鼓勵他們和海外的一些華人同行聯合起來發起自救活動和雙方的惡勢力和壞學風搏鬥。不妨先設法聯合創造出一些有利的“小氣候”並等著大環境的改善。台灣的國科會值得考慮在經費上支援大陸傑出的合作者；值得考慮同意一些大學或研究所招收大陸地區一些素質很好的研究生以及博士後研究員參與有關大陸地質的整合計畫研究。如果能把前鋒科學研究和研究生的培養結為一體，使他們對中國地質成為“樂之者”，並讓研究生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項目，則一些傑出的年輕人不難很快地出人頭地。

參與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對台灣的工作者能產生挑戰性的刺激。研究工作的合作者和競爭者往往是在行的高手，因此這情況對台灣的地球科學研究和發展是很有利的。此外，也能使台灣的參與者思想國際化以至於能避免研究大陸問題時受大陸一些屬於“板塊理論”出現前的古老思想或自成一派的思想的困惑。同時，國科會值得考慮對一些思想上已不活躍，對科學研究已無激情，但是資深人員，大大的減少，甚至不再給他們經費支持。很明顯地，這些新的，有挑戰性的研究工作不能再照著惡劣的地學界傳統（馬上聯想到中國大陸？）抬出一個資深，但已無熱心、活力、積極性和現代科學研究能力的人當“領導”。不然，不但是“整自己”，也將成為國際上廣為流傳的笑話。

除了目前已有的一些整合型研究計畫之外，我們認為應特別重視地震波加上其他地物方法（如遙測）海陸聯合研究台灣的深層地殼構造，以及其他大架構上的問題，包括複雜的弧陸碰撞歷史，沈積盆地的演化史。此外，環境保護相關的地質研究，是地球科學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研究火成岩的人值得重新思考新生代火成岩的分佈，化學及同位素特徵和這些研究的相關性。這種整合研究可以產生出有世界性影響的成果。好的研究員到能做出令人振奮的科學研究的地區去工作，不必限制在台灣。譬如說，中南半島有許多全球性並且和中國中、新生代地質演化唇齒相關的大問題。到那裡去工作和到大別山區去湊熱鬧，研究華南的花崗岩同樣是很有大區域性的意義。

海底鑽探ＯＤＰ國際整合型研究大計畫是前沿研究的領域。現在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將分別加入成為1／6會員。它將提供許多人機會參與研究當前地學中許多重大的課題，並增加大家對“全球性氣候變遷”的重視。同時也對各種大規模地質作用增加了解。它也提供年輕地球科學研究員一個極好的訓練和參與國際合作的機會。同行們如果能抓緊並充分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我們相信不難進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較高的思想境界。這個時候學風的改善也自然地容易辦到了。

能源開發和全球性的探勘研究

目前台灣所使用的各項能源之中：99.9% 的石油、99% 的煤、和60% 的天然氣仰賴從國外進口。為了確保來源不斷，以及為了國際政治的考量，供源要分散，我們要到國外去投資、探勘能源。這種情形己經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台灣的地球科學界為了這項“不爭的事實”究竟提供了多少研究支助？很遺憾的，我們發現各大學和中研院的研究計劃書裡，幾乎找不到這類研究相關的計劃。到國外去投資，探勘能源，既然是我們生存所必須仰賴的，同時能源的探勘需要有一大群地球科學的熱愛者長期地、努力不斷地去探討和研究。今天我們不做，將等待到何時呢？

據我們瞭解：數十年來中國石油公司或者它的上級單位認定：石油探勘的資料（特別是震測、鑽井、和地球化學資料）都是屬於“機密”，不可洩漏給外人。甚至自己國內的地球科學同仁也是見不到的。在這種“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政策下，大學和中油的地學界同仁缺乏學術研究和資料的交流。以至于各自為政，幾乎老死不相往來。大學和研究所的地球科學同仁二、三十年來，也曾試著發展這方面的研究，但進展不大。一些回國的海外學人也都曾經在海外石油公司或研究所擔任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但到了台灣之後，總是經費不繼，人員不繼，國科會沒有項目，加上資料都在中油的“機密”檔案裡，只好不去碰，不敢碰。因此大家失去了機會為台灣的能源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們認為中油的“機密”檔案應當可以逐步開放（先總統的大溪檔案都己經開放了，中油實在不必繼續保密）。值得倣效其他國家：基本資料保密二年，解釋資料保密五年。讓各大學研究所有志於資源探勘的地學界同仁加入作業，並鼓勵年青的研究生到世界各地去研究，探討資源形成的環境和成因。一旦風氣開了，中油本來只有自己公司的人在研究和評估世界各地的資源，一下子增加了好幾個大學和研究所在這方面的支援。

為了國家的大局著想，我們值得考慮倣效鄰國，韓國和日本，訂立“石油法”，讓石油探勘的經費從目前的石油營業額1% 提高到歐美各大石油公司3-5% 的標準。如果能有效地利用探勘經費的增加，去帶動台灣地學界熱心地參予全球性資源的研究和評估，將會是很振奮人心的。